整形医院复业

① 伯驾的行医宣教生涯

1834年6月4日，伯驾告别亲友，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轮船启程，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一个多月后，伯驾转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从事医疗宣教十个月后，再次于1835年9月来到广州。同年11月1日，伯驾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广州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帮助——出租新豆栏街丰泰行房产的一部分给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年租金500元。该医局当时称“新豆栏医局”，于11月4日开始接诊病患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稣基督大爱，以济世为怀作宗旨”，伯驾自任院长。虽然此前曾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门办过医疗诊所，但规模都很小，并且没有延续下来。所以伯驾所创办的这所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
新豆栏医局一开始就颇具规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诊室，兼备40余张病床，新式仪器一应俱全。伯驾的专长本是眼科，因此当初只打算为眼疾患者免费服务，赠医施药。其时因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百姓对西医心存疑惑，不敢前来就医，所以医局开业的第一天，虽然标明免费治疗，整天竟无人问津。次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却又无钱求医的妇女，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战兢前来就诊，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此后由于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蔼可亲的服务，很快就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随着伯驾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医局的名声愈加增大，前来求诊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据纪录，医局开诊后仅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内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给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接受治疗。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于伯驾在新豆栏医局的这套设计。新豆栏医局开设之后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2152人次，到医院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医院日常诊疗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驾亲自诊治，诊治病人数最高曾达一天200多人次。对就诊病人，伯驾均严格实行病历登记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外，对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时间长短以及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详细纪录。在他的病历记录中，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面部长有巨型肿瘤，从头部太阳穴一直向下生长到右边面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闭掉。伯驾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经过周密的准备，为这女孩进行了切割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只是在手术前让患者服用了一些鸦片剂，然后将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脚捆绑在手术台上实施切割。最后伯驾成功地割下这颗一磅多重的肿瘤，这是伯驾来华后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术。此后每次实施割治手术前后，伯驾都特别请画家详细绘下病人的病状，保存下来，归入档桉，以供日后教学及研究参考。当时十三行有一位华人职业画家，名叫关乔昌，西人称他为琳呱（Lam Qua），有感于伯驾免费为华人治病，自愿免费为伯驾画下各种病状，成为生动的病历资料保留下来。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凡看过那些奇形怪状、丑陋挣狞的肿瘤病状的人，无不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驾每天清早起床，简单就餐后，就为前来求诊的人看病治疗，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劳累不说，生活作息全无规律。但当他看到一个个病人经他治愈后离去，就心里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务体现了耶稣基督的博爱，中国百姓无论贫富贵贱，在他眼中皆一视同仁，他以行动见证了基督的福音。伯驾一直视医疗为传扬福音的途径。每次为病人施行手术前，他都迫切地为病人祷告，帮助病人信靠神，将他们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同病人一起祷告感谢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体康复，更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仁济医院被迫停业。战争期间（1840-42年），伯驾周游美国、欧陆、英格兰及苏格兰等地，推动医疗宣教，招募医疗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经费，同时也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1841年3月，37岁的伯驾与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结婚。1842年11月，伯驾带着他的新婚夫人返粤服务，此举使其夫人成为第一位居留广州的美国妇女。仁济医院复业时，已不限于眼科，改为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在初设眼科医局时，主要是治疗眼病，后来应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诊治其他病症的科目，仁济医院故而成为一间内外全科的医院。
伯驾在华行医十几年中，先后诊治过病人约53,000余众，内中上至两广总督耆英，下到浑身长满疥疮的乞丐，他都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秉承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律细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许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梁发传》，辅侨出版社，第88页）。后来梁发常到仁济医院来，向病人传福音，也为伯驾分担劳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来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枢和伯驾，以及商界人士在广州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被推为主席，伯驾为副会长。不久郭雷枢回英国长住，伯驾就成为实际的负责人。该医药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时，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经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驾的医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还拯救了不少失丧的灵魂。由于仁济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且疗效显着，不久便声名远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来求诊，医院门庭若市。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伯驾于1837年招收了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 ，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关韬，他是那位经常为伯驾绘制病历的画师关乔昌的侄子。关韬约于1838年跟随伯驾学医，由于天性聪颖，且好学不倦，数年后即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疾手术，以及拔牙、治疗脱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学兼优，深受伯驾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驾就委任关韬代为主持诊疗工作。他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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