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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皮肤病问柏拉图

发布时间:2021-03-26 05: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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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亚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文学是人学,反映和表现人的消费生活是文学书写人的重要举措。文学话语中的“消费”,既有消费行为、场景、对象,也有消费心理、欲望、体验,它们一方面达成了“人”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构型了人所置身的社会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经由作家的审美处理和提升,经验中的消费已经转化为文本中的消费,作为审美元素散发出美的品质和气息。由于消费行为自身的丰富性和消费活动承载的意义的多维性,文学书写消费呈现出了复杂、纷繁的态势,甚至出现了或多或少背离文学书写(审美性、文学性书写)的情形。文学话语对于消费的书写,自有其符合审美理想的原则要义和范型规约,诸如文学书写消费与消费文化的互动、互生关系,文学书写消费对文学审美本质的忠实和捍卫,文学书写消费相较于其他对象书写的话语独特性,文学书写消费的话语逻辑、文本构成和叙事策略等。
怎么书写:文学书写消费的话语策略
“因为任何意义的创造或选择都是虚构生活,所以一切小说都需要一种进行矫饰的精制修辞”。布斯这一论断意在表明,虽然像小说这样的叙事性文学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原型和参照的,但它的题材内容不属于现实生活而只能是“虚构”的文本生活。文本生活即赵园所谓的“艺术内容”,也就是由“形式、技巧实现了的内容,内在于形式、审美地结构起来的内容”。作家在文本中虚构生活的过程,就是调动表意策略、运用修辞技艺对生活原型进行改造、变形、转化从而将其打造、提升为有意义和有意味的生活的过程。消费生活在存在形态上和价值意义上,既有着人类普遍生活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当作家虚构它、幻想它、创造它进而把它设置、处理为文学书写对象时,所运用、采取的修辞技艺就显示出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这在叙述时间、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声音等方面得到了体现。
在叙事学中,叙述时间指的是文学书写中叙述故事内容的时间。它是印象式、比拟化的时间,按照热奈特的说法,即“换喻意义上的、向它本身的阅读借用的”时间。叙述时间主要涵盖时序、时长、频率等范畴,而与书写消费关系较大的是时长和频率。为了反映故事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据的时间长度与它被书写进文本后所占据的比例性参照时间长度(文字篇幅)的关系,叙述学创设了时长的概念,可以分成停顿、场景、概括、省略等。文学书写在引消费入文本时,对于片段性、局部化的消费的时长处理,主要是在话语逻辑的引领下,服从于主题表达、形象塑造和审美经营的需要。叙述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停顿”可以用于消费体验、感受等心理内容的书写和消费环境、动作、神情的书写,以及用于消费对象的状貌的书写;叙述时间等于故事时间的“场景”可以用于消费场面、情形的书写和对消费对象的争取、占有的书写;而对于消费条件、水平的书写和对于消费原因、后果的书写则适用于叙述时间小于故事时间的“概括”。频率指的是对象内容在文本中的反复次数。文学书写中的叙述频率是合认识目的性和审美目的性的设计,体现的是事件的文本重要性程度。在文学书写中,某些能够充分、高效突显主题或刻画人物的消费活动,不管是消费欲求、体验还是消费场景、情形,有的只发生过一次,有的虽然时常发生但形态、性质都一模一样,常常会通过回忆、转述或置于不同聚焦下、借用不同的叙述声音重复、多次展览、显示。
热拉尔·热奈特用“讲述”和“展示”替换柏拉图的“纯叙述”和“完美模仿”来分析叙述距离。对于讲述和展示,热奈特主要是从文本维度作纯技术把握的,较少与故事功能、创作意旨、美学动机等结合起来。后经典叙事学则“力图将注重形式特征的叙事学理论和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相互结合起来”。消费活动或与消费活动相关的“故事”,成为了文学书写的叙述对象之一,而以叙述距离为角度来考量,顺应、配合于主题、形象、审美的需要,它们中既有经由讲述被叙述的,也有通过展示被叙述的。讲述,即叙述者远距离观照并呈现叙述对象,体现为叙述者对故事、事件的概略性(程度视情况不同)描述、叙说。文学书写中的讲述性消费话语,主要集中于作品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也就是集中于“在消费什么”的叙述。其展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脱离开具体事件(场景、情形)介绍、交代某个人物对消费资料的占有情况等消费水平、消费处境。二是在述说与消费行为无关的事件中的人物时,顺带提及其消费状况,主要是其吃、穿、用、住的对象。展示,即叙述者近距离透视并记录叙述对象。在展示叙事中,叙事者以“详尽、准确、‘生动’的方式”叙述故事和事件,使其如同在戏剧中一样生动、直观地演示、展览,以至于“程度不同地造成模仿错觉”。文学书写消费中的展示,主要表现为:对消费发生的场景、情形以及消费的举止、行为所进行的扫描、还原式叙述,这体现为对“在怎样消费”的叙述;对人物消费言语、心理(思想)的“直接引语”式传达;对消费对象的状貌、特征的细致描绘。无论何种表现形式,文学书写中的展示性话语都使笔尖游走于真切具体的消费现场,细致描摹、精微刻写,不仅完美服务于主题、鲜活打造出形象,而且通过场面渲染、气氛营造、细节展显,成就了作品感性、生动的审美品格。
在叙事学的“语式”体系中,叙述聚焦所要解决的是文学书写中“谁看”的问题。热奈特根据聚焦者与故事人物的关系,将叙述聚焦分为“零聚焦”或“无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种。在文学书写中,消费作为文本经营的重要叙述内容,被分别置于了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之所以某些消费是由全知全能的隐含作者聚焦(零聚焦)的,是因为它们或者承载、寄寓着能直接“出力”于作品主题内蕴的符号价值、象征意义,或者能有效标识、显影出作品所要推出的人物形象。文学话语中的聚焦,即聚焦主体操持自身的情感态度、意识观念对生活内容进行观照和加以体验,因而可以反过来认为,发现并呈现于文本中的聚焦所在,是聚焦主体人格形象的“显影”,也就是其情感态度、意识观念等等的“敞开”。进一步可以认为,外聚焦和内聚焦都只是零聚焦的聚焦对象,在话语构成意义上,它们都只是把它们的聚焦主体提供给零聚焦投影并得到表现。这样,在文学书写中,尽管存有大量被外聚焦到的和被内聚焦到的消费,但这些书写都可以归结为零聚焦。根本上,无论哪种聚焦,展现消费的状貌和张扬消费的意义都只是话语动机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文本意图在于,经由揭示、评判聚焦消费的人(通过观照、体验消费而体现出来的价值立场、情感态度、思想意识等等)而通达作品主题意涵、成就人物形象。
叙述声音属于叙述语态的理论范畴,着力解决的是“谁写”——叙述者——的问题。作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者是“表达出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对于叙述者,叙述学中有“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之分。文学书写中的消费内容,虽是由聚焦者“看”到的,但却是由叙述者(可与聚焦者相同也可不同)亮相于文本的。对于形形色色消费的叙述,不管是消费对象、条件还是消费行为、活动,也不管是消费场景、情形还是消费欲望、体验,既发布着叙述者对消费的看法,也投递着叙述者对从事消费的人的态度。文学书写中,与谁来聚焦消费、聚焦到哪些消费一样,谁来叙述消费、将消费叙述成怎样也最终归结于作家主体认识和审美的动机意图。文学书写中,无论是故事内叙述者还是故事外叙述者,对消费行使“叙述干预”的叙述声音都落实在陈述、阐释、评价三个方面。对于原本客观化的消费事实,叙述者总是带着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去描绘、状写的,从而在陈述中实行主观化的叙述干预。陈述中的叙述声音既体现为叙述语调、口气,也反映为语词、句式或褒或贬的情感色彩。阐释是对消费的价值、内蕴的发掘、揭示,有着明确的意向性、引导性,因而比陈述的干预色彩远为充分、明显。评价是对消费事实的干预最强烈、有力的叙述声音,它既充分给予了消费以价值评判,又直接展现了叙述者对于消费的姿态立场。文学书写中,聚焦消费现象其实是聚焦聚焦者;同样,叙述消费现象其实仍然是叙述叙述者。因为,为什么叙述、怎样叙述、叙述了什么,清楚、明白地“书写”了叙述者形象:思想意识、价值立场、情感态度。这样,文学书写中许许多多对于消费的叙述,与其说是叙述者在叙述消费、消费者,不如说是隐含作者在叙述叙述者对于消费的叙述、在叙述叙述者对于消费者的叙述。这于故事
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三部不同时期代表性小说文本的并置阅读,来系统考察新时期以来此类小说叙事是如何把城、乡、现代化、乡村学子等因素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一系列关于城乡关系变迁的进城叙事。
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为乡村学子打开了一条体制化的进城通道。30多年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进城乡村学子形象,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就是此类人物的肇始者,是他首先开启了1980年代乡下青年的城市之旅,而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则是新世纪的“高加林”,当然其中也不乏一群过渡性的人物如蔡水清等。高加林、蔡水清和涂自强进城的时间依次相差十年,他们是各自年代进城乡村学子的侧影,高加林是在1980年代进城,而蔡水清是1990年代进城,涂自强则是新世纪进城的乡村学子,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场域,以乡村学子身份完成了“乡下人进城”主题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互动阐释。

如果将三部作品并置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三部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看出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人生》是乡村与城市的“融洽期”,期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如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一样,是和谐的。《雨把烟打湿了》是乡村与城市的“失衡期”,城乡差距变大,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之下,蔡水清的“丁忧”之路隐喻乡村的落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城乡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于城乡关系的“反思期”,涂自强在“城”的面前一败涂地,“他从未松懈,却从未得到”。
《人生》创作的时间是1981年,从作品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断高加林的进城时间应该在1980年代的初期。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路遥曾经这样说过“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从路遥的夫子自道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互动加剧,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的时期。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以前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矛盾得以缓解,城乡关系改善。《人生》中的高家村虽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从经济“二能人”刘立本“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
高加林作为联系城乡之间的纽带,在乡村和城市各有一段“女追男”式的爱情。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刘巧珍并非传统的乡村女性,而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乡村新女性。尽管不识字,但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她对于城市文明多少带有了“香雪”式的憧憬,她的择偶观与传统乡村女性不同,“公社的一般干部”和“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不是她考虑的对象,“她决心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在与高加林的恋爱关系中,吸引她的正是高加林身上的“城市味”,这也许就是路遥所说的“农村生活的城市追求意识”吧,这种意识不仅“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有,乡村女性刘巧珍也有,而城市女性黄亚萍选择高加林更是因为其“城市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城乡之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处于逐步缩小的趋势,城市和乡村在某些方面是有其一致追求的,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此时的城乡关系处于“融洽期”。
《雨把烟打湿了》发表于2003年,初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人杀人的故事”。生活中的蔡水清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好女婿、好父亲,工作中的蔡水清是一个市政府引进人才,如此完美的人缘何杀人?“进城乡村学子的身份”是破解整个杀人事件的符码。从小说的叙事可以推断,这是一个1990年代乡村学子的进城故事,与“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相比,蔡水清上了大学,通过体制获得了进城的资格。但此时的蔡水清已经失去了城市姑娘的青睐,小说中蔡水清只有一段城市爱情,是一场“乡”对于“城”的臣服式的“追逐”。蔡水清和钱红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1990年代城乡关系的注脚,我们从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在经济、文化上的霸权以及“乡”的落败。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家不仅在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而且“对‘三农’实施了‘多取、少予’的政策,特别是‘三统筹、五提留’政策使农民负担直线上升,加之农产品价格涨幅赶不上农资价格涨幅,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一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发展出现失衡”。
钱红和蔡水清是大学同学,如果单从受教育程度、学术成就等后致性因素而言,蔡水清是要强于钱红的,蔡水清的学术成果比较突出,作为市政府引进人才先于钱红在城市找到工作。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不平等关系主要是卢梭所认为的“由自然造成的不平等”,是先赋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源自城乡的不平等。小说从相貌、性格、生活习性三个层面叙述这种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异,城是“干净”、“脱俗”、“安静和顺”和“卫生”的,乡是“丑而恶”、“恃才自傲”、“张狂”、“粗鄙”的,两相比较优劣自不待言。当城与乡相遇时,城“避之惟恐不及”,“脸面尽失”,有“遭遇劫匪”之感,城乡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在随后的恋爱婚姻中,乡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以丧失自我主体性的代价去迎合城( 钱家世界) 的规约。最具讽刺性的是蔡水清杀人之后的一系列表现说明,蔡水清根本不爱钱红,从某种程度而言,他喜欢的只是一种“城”的标识——“干净的魅力”,“钱红”在此被置换成为一个符号“城”,因此蔡水清最终“以最不破裂的学者思维,以最流畅、最准确、最具结构的语言特征”挫败了辩护人的阴谋,证明自己“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决绝地告别城市,以死亡方式完成了向乡土的回归。
新世纪的涂自强相比于高加林和蔡水清而言就更悲哀了,他只有一段乡村爱情,因采药的高考落榜而各自“走了不同的人生”。进城之后的涂自强拥有的充其量只是几个爱恋的目标。同在食堂打工、来自山里的中文系女生是涂自强大学里面“一个说话投机的朋友”,两人过年相约去看黄鹤楼,80元的门票让他们两个“瞬间呆掉”,自此两人之间就有了看不见的距离,女同学最终找了有实力的人;毕业工作后,公司女孩“没有人把他当男人”,吃饭时都把“肥肉”扔他碗里,细眉女同事更是对涂自强直言,“你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不是我的菜”。因此对于乡村的涂自强而言,他与采药分手意味着告别乡村,但在遭遇城市时,他所拥有的资本根本没法和城市平等对话,因此城乡之间没有浪漫的爱情,有的只是悲伤。新世纪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愿景并未很好地弥合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市的高度现代化并未带动乡村的一体化发展,城乡关系进入“反思期”。
从刘巧珍、黄亚萍到钱红,再到采药、中文系的女同学、女同事,几位女性形象的变迁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关系的变迁,城乡关系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你追我赶、差距逐步缩小的时期,改革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导致城乡差距急剧加大,来自乡村的蔡水清以丧失自我来追逐城市的认同,最终也只能以“自戕”的方式踏上返乡的“丁忧”之路。而新世纪的涂自强自进城伊始就已经注定失败,而且是一败涂地,他“给不了任何一个女人幸福”,既无力给乡村的采药幸福,也没有能力给中文系女同学和细眉女同事“幸福”。新时期以来,政策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并未真正意义上解决城乡的巨大差距问题,高加林对于乡村的回归,更多的是道德伦理层面的选择,蔡水清对于钱红的选择更多出自乡村对于城市的审美逻辑,而对于涂自强而言,经济驱逐了伦理和审美成为唯一衡量的标准,城市巨大的资本逻辑让乡村无路可走。

如果进一步将三部小说中的城乡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并置阅读,更能清晰呈现新时期以来各阶段城乡关系的变迁。作为乡村学子的进城文本,伴随城乡流动迁移的是乡下人和城里人共处一个空间,由此产生的种种歧视自然难以避免,期间必然涉及的是“这些人”与“那些人”的关系问题。“这些人”与“那些人”源自杨索的散文《这些人与那些人》,并没有具体清晰的指代,只是分别指称“插枝”台北的云林人和“留守”云林的云林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他们最终的行动选择。此处借用这一指称来分析代指进城的乡下学子和城市人群体。其中有城里人如何看待乡下人问题,也有乡下人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这是一个乡下人在面对城市时的主体性问题,时代和作家各异,关于上述问题的想象也就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1980年代初期的城乡关系相对而言是和谐的,“这些人”与“那些人”生活在城乡不同的空间中,尚属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治,但当城乡相遇时,城对乡的歧视也难以避免。小说中的正面冲突出现在高加林进城拉粪时,副食品不是单纯的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空间,它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三部小说中的“城”在不断变化,可以看成是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由乡村而成县城,由县城而成城市,最终成为国家化大都市武汉,呈现出由边缘而进入中心的努力,所处空间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攀升,资本与权力渗透期间,透漏出斑驳的现代化背景。高加林、蔡水清、涂自强分别是他们各自时代乡村学子进城的代表。他们”是1980年代初期小说对于现代之城的构想: 学校、街道、电影院、浴池、体育场……,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小说设置了两个典型的公共空间: 县文化站和县体育馆,让高加林携带自身的资本迅速成为“县城”的明星,这一想象是基于当时的资本市场。1980年代初期是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文化资本一枝独秀的时期,百废待兴的城市发展亟需文化资本的注入。因此,进城之后的高加林很快在县、地区和省报发表通讯报道、散文,学会照相,出入县城各种重大活动,在县体育馆( 打篮球) 大出风头,完成自我在县城公共空间的身份建构。
1980年代乡村中像高加林一样的进城者不乏其人,金狗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金狗和高加
1990年代是中国城市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城乡关系失衡。蔡水清们身体已经进城,他们在城市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蔡水清是市政府的引进人才,王祁隆最终成为阳城市市长,邓一群成为某省科技处处长,通过婚姻的阶梯,他们成功地在城市公共空间立足。他们是一群身体进城但精神却游离的城市“他者”,此类小说的叙事重心是在城市,身处城市文化空间的乡村学子却时常会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劈头盖脸地打来”,他们虽然已经是城市人了,但“却背着沉重的负担”,像王祁隆一样,永远留有小王庄的印记。身体进城的乡村学子无法完成摆脱乡村,他们最多是移栽进城市的一粒种子,强行嵌进城市的一只柳木楔子,是一群背着土地的行走者,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让他们的城市之旅举步维艰,蔡水清选择在暴雨之夜杀死长相酷似自己过去的出租车司机,以死来唱响乡村文化的骊歌。
政策层面的城乡一体化的提倡未必与现实相符,新世纪以来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涂自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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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同济大学(创建于1907年):严谨 求实 团结 创新

武汉大学(前身建于1893年):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浙江大学(创建于1897年):求是创新
北京大学: 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清华大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天津大学:实事求是
湖南大学:博学睿思,勤勉致知
浙江大学:求是
武汉大学:自强、宏毅、求是、创新
吉林大学:求实创新、励学敦行
青岛大学: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华东理工大学:求实、勤奋
扬州大学:求是、求实、求新、求真
华东电力大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云南大学: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成一等事业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创新
-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
河海大学: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
汕头大学:创新、求实、勤奋、团结
北京理工大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上海大学:勤奋、求实、开拓、进取
华中师范大学:求实创新、立德树人
华东师范大学:求实创造、为人师表
华南师范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
华东交通大学:团结、严谨、求实、勤奋
中国农业大学:博大精深
中国地质大学: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石油大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实事求是、朝气蓬勃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北京舞蹈学院:文舞相融、德艺双馨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知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
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东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四川大学:精韧黑龙江大学:博学慎思、参天尽物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西北工业大学:公诚 勇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学、诚信、求索、笃行
江西财经大学:信敏、廉毅
西安理工大学:祖国、荣誉、责任
云南师范大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勇于创新
华侨大学:会通中外、并育德才
新疆大学: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南京中医药大学:自信、 敬业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贯中西,明德尚行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西安交大: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
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中南民族大学:笃信好学 自然宽和
华南理工大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④ 武汉纺织大学艺术设计学考研可以带什么工具原型版可以吗

额 我考研 的资料 花钱买的..... 具体书名和作者 我就不透露了

艺术设计讲义
第一讲 艺术设计的定义
20世纪 美国设计师罗维创立艺术设计中的流线型风格。飞机、汽车、舰艇等
美国艺术设计师德雷福斯1937年设计的现代电话机原型
环绕我们生活的美也包括造物的美。造物世界是艺术设计的世界……
一、 艺术设计观念的历史发展
艺术设计(design),并不是对象的全部设计,而只是对象的艺术方面的设计。
艺术设计是现代工业批量生产的条件下,把产品的功能、使用时的舒适和外观的美有机地、和谐的结合起来的设计。作为一种职业,它在20世纪初期诞生和形成。其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和艺术、效用和美的关系问题。
(一) 中国艺术设计观念的形成
1、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涉及到艺术设计的观念。《老子》、《论语》、《大学》
2、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手工艺技术的著作,是我国古代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在我国器物制作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它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器物制作经验,制定了器物制作的基本原则。2、它包含着丰富的艺术设计观念。以车为例,它关于车轮、车厢、车盖和其他部件的制作原则都充分体现了形式遵循功能的观念。车轮的制作要使使用者感到舒适,用现代术语说,要考虑到人体工程学因素。木车的制作还要考虑到文化象征意义。
3、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集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于一身,“天工开物”史“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这四个字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
4清朝康熙年间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中的艺术设计观念。他把器物看做感情的寄托。他善于通过排列布置,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这样看待器物,就是造物在手而臻化境矣。
(二) 西方艺术设计观念的
1、 古希腊人理解的艺术包括音乐、绘画、雕塑、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等。艺术和技术是不同的然而相互补充的活动。
2、 苏格拉底 产生了美和效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把美和效用联系起来,认为没必定是有用的,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
3、 柏拉图 区分了绝对美和相对美。他称现实事物的美是相对美,而抽象形式如直线、圆平面和立体的美就是绝对美,是永远的美和为美而美的美。
4、 西塞罗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取决于功用的观点,认为有用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并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动植物和艺术中。区分出有用的美和装饰的美。
5、 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论述了造物活动中没和功用的关系。提出了建筑的主要原则是“坚固、适用、美观的原则”。形式美和功能美要保持某种平衡。
6、 奥古斯丁 区分出自在之美和自为之美。自在之美是是事物本身的美,自为之美是一个事物适宜其他事物的美,包含着效用和合目的性的因素。对艺术设计的启示是艺术设计都是有对象的设计,他应该针对消费者的实际需要。
7、 达芬奇 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的一些产品,体现出艺术和技术的内在的统一。
8、 18世纪西方美学家看到美和效用之间的联系。
9、 19世纪,随着艺术家对生产过程的介入,器物的设计和制作也被看作是一种艺术。
二、 设计活动中的艺术设计
设计作为一种人类有意义的活动,其含义是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定方法图样等。
设计的两种表现形态:1 他只是生产过程的内部因素,没有从生产中脱离出来,产品的原型保留在生产这儿的头脑中,生产者也就是设计者。2 设计是相对独立的活动,生产者根据设计师预先设计的图纸进行加工。
设计和生产的关系:1 设计和生产相适应,他们是一种统一的行为 2 设计适应生产 3 设计独立于生产,但对生产的影响很小,4 设计独立于生产,并对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生产服从于设计
艺术设计
三 艺术设计和自主创新
(一)艺术设计的复杂性和变易性
艺术设计的复杂性表现为,它具有多种类型和模式。类型的多样性,既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工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又取决于艺术设计对象的差异。艺术设计活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决定了艺术设计理论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涉及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学、经济学、文化学、人体工程学、工艺学等领域。
艺术设计的变易性也很明显。最初它作为建筑的一部分,最有代表性的是“包豪斯”(意即“建筑之家”)的成立。后从欧洲移植到美国,20世纪30-40年代,独立于建筑而得到发展。美国的艺术设计主要是商业性艺术设计,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在风格上,它同式样主义处在密不可分的统一中,但游离于功能之外改变产品形式。50-60年代,德国乌尔木高等造型学校尖锐地批评了美国艺术设计的式样主义,使艺术设计摆脱式样主义。艺术设计逐步成为既不依赖建筑、又不依赖式样主义的一种独立的活动。
(二)艺术设计是企业集成创新的重要途径
200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自主创新有三种方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以后再创新。基于艺术设计的以上特点,我们认为,艺术设计是企业集成创新的重要途径。
艺术设计作为集成创新,有如下特点:
1.艺术设计具有原型或原生材料,也就是说,它具有供集成的客体。而供集成的客体,不仅可以是同一种类或者相近种类的物体和现象,而且可以是比较疏远的种类的物体和现象。不同领域的客体可以组合,甚至不是整个客体、而只是客体的一部分、或者作用原则、功能特征、知觉特征也可以集成为新的统一体。
2.艺术设计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功利性。发明与此不同,它往往是意想不到地产生的,或者是长期实验的结果。如:苏格兰人贝尔发明电话是原始创新,美国人德雷福斯设计了电话机的现代款式是集成创新。
3.艺术设计起着进步的加速器的作用,起着某种技术催化剂和社会催化剂的作用。它把科学家和发明家所获得的发现、规律、原则、材料用于具体的现实,使它们进入工业、技术和日常生活中。
4.艺术设计在集成创新时产生出质量效果。如:赋予产品以美和舒适的属性。

第二讲 早期工业时期的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作为一种职业,产生于20世纪初期。英国人威廉•莫里斯和罗斯金被后人追溯为艺术设计的先驱者。在19世纪末期发生的手工艺设计向工业艺术设计的过渡中,德国建筑家泽姆佩尔起到重要作用,德国艺术工业联盟则实现了这种过渡。受到德国艺术工业联盟的影响,英国和法国早期的艺术设计也得到发展。
罗斯金是英国艺术理论家、画家、诗人和政论家,属于英国浪漫主义晚近的一代。
他提倡复兴“富有创造精神的”中世纪手工艺。作品《建筑的七盏明灯》论述了建筑和装饰的设计原理,肯定“装饰是建筑的首要部分”,呼吁工业化的英国回到中世纪。
作为一位道德学家,罗斯金关注艺术和技术相互作用的伦理方面,从道德主义立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
英国19世纪中期形成的两种审美思潮——道德主义和唯美主义中,罗斯金作为道德主义的代表,认为审美和伦理是同一的,强调美的道德性;要求艺术具有高尚的道德内容,认为作品的艺术价值直接依赖于它所体现的思想的意义;丧失了美就同时意味着丧失了道德。罗斯金主张,倒退到手工生产中去。他并不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反对伴随技术所产生的资源严重消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基于这个原因,罗斯金严肃批评了当时著名的建筑“水晶宫”,认为它的固定,彻底破坏了自然景观。
罗斯金以文化学态度看待艺术现象,强调像阅读弥尔顿或但丁那样“阅读”过去时代的建筑。他在手工劳动中看到创造因素,并把这种劳动诗化。他是第一个始终不渝地把艺术、劳动和道德因素联成整体的人。
威廉•莫里斯是罗斯金的观点的最早支持者之一。
关于19世纪下半叶建筑和实用艺术发生衰落,莫里斯总结了两点:首先,资本主义只承认带来商业利润的产品是唯一的价值,制造商由于采用机器,因而能够用同样的工时和成本生产多得多的廉价产品,导致产品艺术质量下降;其次,追逐利润的物质生产的增长导致劳动分工,丧失了劳动的创造性。他认为,每个历史时代艺术性质的决定因素是作为该时代基础的劳动的性质。
莫里斯把罗斯金的思想付诸了实践。莫里斯的结婚新居“红房子”力求接近中世纪后期的风格。如采用了某些哥特式细部――尖拱顶、高坡度屋顶等。“红房子”不仅影响了私人住宅的设计,而且成为对人栖居的环境进行整体安排的范例。
莫里斯参与创办手工艺研究同业行会――英国最早的设计协会之一。他主张把手工生产和机器生产相对立,同时他对产品结构十分关注。
莫里斯把当时英国人不喜欢公开谈论的私人住宅和居住环境问题变成讨论的对象。他建议采用风格轻盈的室内装璜、明亮和色彩鲜明的墙纸、新的灯具和家具。1866年展出的“绿客厅”是未来室内装璜的实验设计,和“红房子”一样获得广泛的知名度。莫里斯以此表明艺术家参与环境设计的可能性。
在艺术理论上,莫里斯重新评价装饰实用艺术和手工艺在整个艺术体系中的地位。如果说罗斯金注意过去时代建筑的历史方面和艺术方面,那么,莫里斯则把手工艺确定为艺术的基础。在他看来,其他各种造型艺术是从手工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莫里斯认为,任何人都能够从事艺术创作,就像能说话一样,虽然造型艺术创作要求特殊的技能,要求学习艺术语言。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吸引到艺术创造的活动中来。
在美学理论上,莫里斯主张,每一代人都把人类所积累的文化当作遗产来接受他们知觉美和在劳动中体现美的艺术才能差不多是相等的。而各代人之间的差异在于表现他们才能的形式。例如,在中世纪很多人都从事艺术创作,因为他们生活在自然经济中,要为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制造物品、建筑房屋。
新艺术运动
“如同英国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一样,欧洲大陆的新艺术运动具有复兴手工艺与装饰艺术的优点。毫无疑问,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在追求质量坚实可靠和形式简练朴素之外,还追求比新艺术运动更高的道德价值。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代表一种为社会尽职的行为,而新艺术运动在本质上是为艺术而艺术。”
如果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热衷于复兴中世纪艺术,那么,新艺术运动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灵感。他们以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观察自然中昆虫、植物、动物的外在形态,从中提取设计元素,发展曲线美的设计。
新艺术运动深受王尔德唯美主义美学的影响。唯美主义者按照“纯美”的原则安排生活,主张为了美的体验而对美进行体验。如:巴黎一个地铁入口采用金属铸造技术,模仿扭曲的树木枝干和蜿蜒的藤蔓,显得典雅而浪漫。

二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一)泽姆佩尔
20世纪初,泽姆佩尔“对同样也重视物品纯粹目的的德国应用艺术运动有强烈的影
德国的泽姆佩尔在《科学,工业和艺术》一书中阐述了工业生产领域中艺术创作的衰落,主张通过改革艺术、研究和普及器物世界的美来改变现存状况。泽姆佩尔专门研究了科技进步成果和这些成果的审美利用之间的中间环节。他认为,这种中间环节就是形式,它形成了物质文化领域中艺术活动的特征。器物形式既取决于它所由制作的材料,也取决于体现原初构思的手段,以及影响某些形式形成的生产因素。
《技术艺术和结构艺术中的风格,或实践美学》:研究了艺术中造型的历史规律,阐述了形式对功能、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依赖。泽姆佩尔的实践美学是19世纪中期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借助风格的概念,泽姆佩尔指出了消融在艺术史中的原初形式和经常变化的象征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原初形式的决定因素有两点:一是器物的物质用途,二是器物制作所使用的材料。他的风格理论成为19世纪中期欧洲创立新建筑语言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这种语言的特征就是强调建筑基本结构符合社会任务的功能。
(二)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成立于1907年,它的成立和反对青春风格等艺术流派有关。
德国的青春风格与奥地利分离派的观点一致。青春风格源于希尔特于1896年1月1日在慕尼黑创办的《青春》杂志。该杂志声称“摆脱任何狭隘的观念,研究艺术问题和生活问题”。杂志封面饰以奇异的波形线条和花鸟图案,图案中间一些半裸的美女头发松散,姿态娇纵。杂志的波形装饰字体成为新风格的特征。
在青春风格和分离派的影响下,德国和奥地利的大量建筑都装饰了奇异的自然图案。这派艺术家制作的家具中,腿和靠背的线条明显弯曲,吊灯和台灯的金属部分和灯罩使人想起植物的图案。他们十分注意原材料的美,强调原材料加工的高超工艺,直接模仿自然界——大地、水、风、飞禽、走兽、植物的那些结构原则和形式原则。
在批评装饰和否定青春风格、分离派观点的背景中,为了讨论技术产品形式的审美本质和标准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德国一些建筑家、艺术家和工业家把艺术兴趣和研究对象相同的人联合起来,这种想法得到德国官方机构的支持,于是,德国艺术工业联盟成立。它是艺术和工业、艺术家和工业家的联盟,基本目的是追求产品的质量以及最好地体现这种质量的形式。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受到罗斯金和莫里斯的影响。其章程指出:“艺术工业联盟的目的是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共同努力,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并且宣传和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艺术家、工业家、生产问题专家、以及‘候补会员’可以成为联盟的会员,整个团体和机构可以被接受为‘候补会员’。”艺术工业联盟首先在德国产生与当时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大型垄断组织有关。在垄断组织中,形成了艺术家和工业家的牢固联盟,展示艺术任务和生产任务新型的相互关系。由于许多著名企业家的加入,艺术工业联盟影响极大。它吸引了大批有才能的艺术家从事工业工作。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的颠峰之作是1927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怀森霍夫住宅展览会,形成了新的住宅概念,从房屋到咖啡杯的一切物品,都处在统一的风格中。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公开追求商业目的,它的活动提高了工业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德国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 英法早期的艺术设计
(一)英国早期的艺术设计
英国于1915年成立了艺术设计和工业协会。它的成员有艺术设计师、工业家和商人。它的工作包括举办展览,争取订货,制定艺术设计工作评价标准等。它编辑、出版有影响的报刊,这些报刊详细研究了英国艺术设计实践;组织讨论艺术设计和建筑著作的书评。
英国工业艺术家协会成立于1930年。最初是由若干艺术经理和所选举的委员会领导的团体。它的作用在于协调与客户和其他创作团体的联系,这些创作团体包括: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广告艺术家协会、国际艺术家协会、英国建筑家协会。它没有自己的杂志,在各种专门的和一般的艺术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立场。
英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艺术设计理论家里德,其代表作《艺术和工业》对英国艺术设计界当时最关心的艺术和工业的关系问题作出总结。
该书分为“问题的提出: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形式”,“色彩和图案”以及“工业时代的艺术教育”四个部分。全书的主要观点为:(1)近百年来,人们一直试图赋予工业产品以审美外观。这通常会提高产品的造价,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装饰成为一种奢侈。不应该使工业产品适应过去手工艺的审美标准,而应该制定符合现代生产方法的新的审美标准。(2)艺术在其历史发展中是完整的,但其具体形式不断变化。为了消除艺术和工业之间的矛盾,不仅要考虑到现代生产的要求,而且要理解艺术创作的本质。艺术赋予材料这样一种形式,它在情感上或理智上吸引人的注意,并激起人的感情。这表明艺术形式的作用具有普遍性。(3)新材料的运用,建筑的革命,交通和通讯的更新,这一切提出了生活环境改造的许多问题。生活环境应该具有统一的风格。有人也许会认为美和艺术完善的问题会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4)能否以艺术创作的尺度看待工业产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里德主张把艺术分为两种:人的艺术和抽象艺术。在人的艺术中,人的意义占主导地位,艺术形式是理想和情感的传播者。在抽象艺术中,注意力不集中在理想上,而集中在形式上,形式直接诉诸人的审美体验。
(二)法国早期的艺术设计
法国20世纪前期艺术设计最重要的代表是柯布西埃,美学家苏里奥则是一位重要的艺术设计理论家。
柯布西埃出生于瑞士一个钟表雕刻工家庭,在法国接受过艺术教育。他把现代技术成就同形式和造型结合起来,在住宅和公共设施中展示了现代设计的各种可能性。自1917年起定居巴黎。1918年他和法国画家奥藏方一起制定了纯粹主义理论,试图把经济和机器时代的规则引人绘画,简化地勾画日常生活用品(多为家庭用具)的线条轮廓。他认为,人栖居的现代环境包括城市建设、建筑和产品世界。
在《城市建设》中,柯布西埃描绘了理想城市的图景。摩天大楼创造了垂直的城市,直指苍穹,阳光灿烂,空气充足。摩天大楼巨大的几何图形正面,全部用玻璃建造,大楼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楼群的底部建造公园,使整个城市连成一个巨大的花园。柯布西埃把工业
化时代的住宅理解为现代城市总结构的基元。他为1925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新精神”展馆,就是这种基元同等规模的模型。每一套公寓是一个立方体,660套公寓可以建在一起,形成一种社区。
柯布西埃的创作重新思考了结构功能因素在艺术形象设计创造中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建筑和艺术设计的风格。他认为“现代装饰艺术没有装饰”,他把重点转椅到纯粹比例和简单几何图形的和谐上,制定了以人体比例为基础的各种尺寸和谐的系统,并在著作《人的三种规定》中对此作了论证。
苏里奥倡导理性主义美学,论证理性美。所谓论证理性美,就是寻求客观的、甚至国际上通行的美的技术形式。与当时非常流行的实验美学“自下而上地”寻找美的客观规律相反,苏里奥“自上而下地”从哲学上论证这些规律。他还把理性主义原则运用到艺术创作和趣味问题上,反对印象派观点,强调趣味判断中感情和理智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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